第169章 宗教問題

解放軍18軍正式解放拉薩的同時，西藏的社會改造工作也隨著我黨工作隊的入駐而開始。在進行西藏的社會改造的過程當中，基層幹部們面臨著壹個和全國其他地方不太相同的困難點，那便是藏族同胞廣泛的喇嘛教信仰。

在新中國的社會改造歷程當中，宗教工作是比較值得壹提的。在舊中國的歷史上，本土宗教的發展是比較遲緩的，而外來宗教的影響力更多地集中在疆藏地區，帝國主義殖民者又在過去的壹百多年時間中，將西方的天主教和新教信仰帶到中國。各不相同的宗教信仰在中國混亂無序的社會中野蠻生長，不僅僅是那些勢大根深的大型宗教組織，各類小型的衍生宗教和邪教組織也層出不窮，對我黨的基層工作增添了不少麻煩。

以道教、佛教、綠教、天主教和新教五大宗教為主的中國宗教組織當中，天主教和新教主要分布在過去受到西方諸國影響較深的城市地區和江南地主家族控制區，佛教和道教全國各地均有分布，綠教集中在沿海城市的小型聚居點和西部的落後地區。由於道教和佛教是舊中國的古老宗教，它們在歷史上的多次幹政嘗試都被皇權打壓，因此不會對新中國的基層建設造成什麽困擾。但是後世俗稱的閃米特三邪教在其西方起源國都有濃厚的政教合壹傳統，綠教的背後有中東地區極端宗教勢力的支持，新教和天主教的背後則是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他們在新中國的發展史上不止壹次地利用這些宗教組織阻撓新中國的建設、破壞新中國的社會基礎。

除了境外勢力利用宗教對中國境內施加的影響力之外，中國境內經濟欠發達地區層出不窮的小型邪教也和這些大型宗教頗有淵源。雖然小型邪教的產生是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不能完全歸因於大型宗教的影響，但是它們抄襲的教義基本上是從大型宗教的經書中提取組合的。

起源於人類對未知自然界的恐懼的宗教發展到今天，不能說對社會沒有任何積極意義，但是它們總體上是落後的，思想上是反動的，對社會思想建設是不利的。宗教本身是壹種精神信仰，宗教的擴張對我黨在人民群眾間推廣社會主義國家的價值觀十分不利，也和在群眾當中普及科學素養的基本國策相悖。

“話說這麽多，我們不是說壹定要用運動式的治理，通過暴力手段壹次性地解決所有宗教信仰。我們在認識到宗教的本質的同時，也要清楚宗教是壹定條件下自然會出現的社會現象。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滿足，傳統宗教的社會影響力就會漸漸縮小。”周總理在政務院有關宗教問題的討論會上為新中國的宗教工作奠定基調，“我們國家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這壹點是不會改變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宗教可以在我們的社會中自由發展。新中國的宗教組織必須隨著時代的腳步改變自己，否則的話就是頑固的反動派，是要被人民民主專政消滅的對象。”

後世的宗教發展使得人們發現自己原本對宗教的認識是不夠全面的，雖然新中國社會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貧困地區也逐漸減少，但是宗教在中國境內的發展並沒有停止，而是跟著社會的變化不斷地改變自己，頑強地生存著。在21世紀的時候，新中國國內的信教團體竟逐漸有了年輕化，並向高收入人群擴散的趨勢，這和之前的宗教只會在貧窮地區強勢的印象大不相同。

這其中自然有著文化入侵和其他的各種境外因素作祟，但是宗教確實在隨著社會的發展改造自身，使自身更加適應日新月異的人類社會。

“在新中國的宗教政策方面，我們還有迫在眉睫的任務，那就是將宗教組織和境外勢力的聯系切斷，不能讓境外勢力通過宗教組織影響新中國的社會建設。”周總理面前的人除了政務院相關部門的幹部之外，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壹些宗教組織代表。

這些宗教代表在聽了周總理的論述之後有喜有憂，雖然早在去年五月的時候周總理就召集國內的基督教代表人物，在全中國展開宗教的“三自運動”，驅逐了原本在中國基督教會中有很大權利的外國神父，但是今天的會議明顯證明我黨對宗教的態度是會更加嚴格的。後世本土宗教教會和境外宗教機構相互勾結的行為引起了中央的警惕，畢竟現在的中央還沒能見識到極端宗教組織的強大破壞性。既定的宗教政策既不會像某些特殊歷史時期壹樣追求以暴力方式徹底消滅宗教，也不會放任宗教在中國境內隨意擴散。

中央對宗教政策的看法是，以循序漸進的形式將中國境內的宗教組織同外國勢力剝離開來，並對它們進行更加嚴格的限制，在超長遠規劃上盡量以徹底消滅宗教的存在為目標，但是短期內先控制並在壹定程度上容忍宗教的存在。這些政策主要是針對天主教和新教教會，佛教和道教本身並沒有像閃米特宗教壹樣太強的擴張性，而是強調信徒對自身的思想管理。

集中在城市地區的天主教和新教教會的主要受眾就是那些在過去壹百多年時間裏生活方式逐漸西化的富裕家庭，包括當時最顯赫的蔣光頭壹家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信洋教在那段時間裏也成為了壹種身份的象征，教會利用這些有權有勢的人和自己的西方勢力背景，在中國境內進行大肆擴張。但是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和解放軍接二連三的對外戰功，可以預見信洋教這種行為不僅不會代表任何“身世顯赫”的意味，甚至會和落後無知聯系在壹起。

根基不穩的天主教會和新教教會在脫離了帝國主義的背後支持的情況下，事實上很難維持自身的社會影響力。因此這兩種宗教在中央的眼中，並不比擴張性弱的佛教和道教要麻煩，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限制他們的傳教行為。

“人民政府關於宗教的政策中有些部分會和之前協商通過的有些不太壹樣，主要是在傳教限制和宗教捐獻這方面做出改變。”周總理壹本正經地和面前的幹部與代表們講解新政策，政府對傳教新增了大量的限制，比起原歷史上也更加註重執行層面。

新的宗教政策將規定教會和其他宗教組織只能在規定的宗教場所傳教，而且這類宗教場所的密度也被嚴格限制。傳教場所不能設置在明顯的公眾區域，更不能向未成年人或在校學生公開，政府機關將會設置專門的監督人員駐守宗教機構，防止非法傳教行為。

“傳教行為僅限於人對人的對話，禁止任何宗教組織印刷帶有傳教作用的印刷品，禁止任何宗教組織生產或委托生產帶有傳教性質的生活用品，禁止任何宗教組織在進行誌願社會活動的同時宣傳宗教......”周總理拿出壹份新的清單，向會議室裏臉色愈發蒼白的宗教代表們進行宣讀。

現代宗教作為壹種壓迫和剝削的工的具，大多數宗教的神職人員本身並沒有什麽虔誠的宗教信仰，他們看中的無非是更多的信眾群體所能夠提供的更多的宗教捐獻。原本新中國對宗教的限制並不是那麽的大，只是要求宗教必須脫離外部勢力的影響，但是現在政府明顯是要著手限制宗教發展，而且是非常嚴格的限制，這無疑會狠狠地打擊宗教的經濟基礎。

而在這場討論會之外，綠教的問題被黨中央單獨拿出來討論，畢竟在後世的經驗當中，綠教對新中國國內建設的危害最大，影響最深。雖然綠教的勢力範圍主要在新疆和寧夏等地，從面積和影響人口的數量來算並非太大，但是綠教本身的排他性和頑固性使得相應的宗教組織有很大的破壞力。

新中國在建國之初的時候，就對新疆和寧夏等地的綠教勢力進行了壹次集中打壓，以王震司令員為主的新疆軍區部隊不僅剿滅了綠教武裝馬家軍，而且在新疆解放的過程當中狠狠打擊了綠教疆獨勢力。但是在過去的很長壹段歷史當中，由於中央王朝沒能對新疆地區施加足夠的影響力，綠教已經在中國的西北地區變得根深蒂固起來，宗教和民族文化融合在壹起，使得我黨的群眾工作變得困難起來。

“我黨在建國之後，對新疆地區的政策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建國初期的時候由於新疆反動勢力強大而且經常襲擊解放軍部隊。我們不得不對新疆執行比較嚴格的管理政策，生產建設兵團之所以要有足夠的武力，新疆之所以在壹個地區有兩個省級行政單位，就是因為當地的反動分裂勢力強大。”吳銘向中央政治局解說著原歷史上的新疆建設情況，“在特殊時期結束之後，新疆的治理政策由於社會治安趨於穩定、反動分裂分子逃往國外而放松下來。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帝國主義國家見縫插針地插手我國在新疆的宗教和民族事務，力圖以極端宗教勢力擾亂我國的西北地區。在各方勢力的影響之下，新疆地區的極端宗教勢力壹度有復辟的現象，他們在新疆甚至是其他地區發動恐怖襲擊，殘害我黨的基層人員，有時候受其蠱惑的宗教信徒還會包庇暴恐分子。”

新疆的治理問題壹直到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都困擾著我黨，由於極端宗教勢力背後的資金供應者威脅著我國的原油供應，我黨在處理新疆的宗教問題時總是束手束腳。直到中國的國力進壹步提升，對新疆的治理政策再次收緊，當地的社會問題才算被壓了下去。

不過即使如此，當地的宗教勢力也沒有放棄擾亂我黨社會建設的目的，總是在某些隱秘的地方搞小動作，令人防不勝防。他們甚至會染指到義務教育專用的課本上，在教材中宣揚綠教教義，對抗中央推廣漢語普通話的政策。

“就如吳銘同誌所說，這樣的宗教組織我們應該將之定性為頑固的反動分子，堅決予以打擊，力求徹底消滅。”主席在看過那些後世的資料後也非常憤慨，畢竟宗教勢力的影響使得我黨改善新疆人民生活的願望難以達成，加劇了宗教勢力的傳播。

中央對這些人的政策將是比歷史上更加嚴厲的，如果任由極端宗教勢力發展下去，不僅會對中國國內造成影響，也會在國際上產生不良後果。治理極端宗教勢力問題需要從多方面入手，目前對綠教的當務之急是剿滅國內的極端保守的綠教組織，並推動相對溫和的部分進行世俗化，讓他們主動修改教義並摒棄那些從中亞地區傳播而來的惡劣習俗。

與此同時，中央將加強對西北地區的投入，把漢語教育徹底貫徹下去，少數民族的獨特文化在國家大壹統的大義面前必須做出讓步。任何試圖染指教育和文化改造的頑固宗教分子必須予以堅決的打擊，在量刑的時候不作任何寬大處理。

從長遠來看，我國還會在國際上和國際化的綠教組織進行博弈，既要使他們不至於和帝國主義沆瀣壹氣，威脅中國在長遠未來的石油供應，也要讓他們知道，向中國輸出宗教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中國也將會把國內的頑固宗教分子直接送回到他們的精神故鄉，比起每年遠隔重洋到中東某城市進行朝拜，不如直接住到那附近比較好。

“我們的工作要以治病救人為主，但是對於頑固分子要毫不留情。要讓破壞社會秩序、阻撓社會生產力發展、毒害人民群眾思想的反動派沒有容身之所。”